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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敏的那个晚上,我拼尽全力,拨通了的电话。
救护车来的时候,我整个人已经接近昏迷。
但我还保留最后一丝清醒,抓住护士的手,断断续续地说:
“麻烦帮我叫个家政,今晚过来收拾东西......”
护士愣住了,“女士,您现在需要休息!”
那一夜,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,一边输液,联系好了短租公寓。
当晚,家政阿姨准时到了那个我和江屿住了五年的家。
我撑着还在输液的身体,远程指挥着她,把属于我的东西,一件一件打包。
衣服,书,化妆品,还有我妈留给我的那只玉镯。
不属于我的,我一样都没拿。
江屿买的情侣杯,江屿挑的窗帘,全都留在了那个家里。
搬完家,家政阿姨给我发来照片。
空荡荡的衣柜,空荡荡的抽屉,空荡荡的床头柜。
那个家,终于没有了我的痕迹。
我躺在病床上,忽然就哭了。
不是难过。
是解脱。
像是压在心口七年的那块巨石,终于碎了。
我在短租公寓里休息了两天。
第三天,递交了辞职报告。
离开那天,是个晴天。
我拖着行李箱,站在机场的落地窗前,看着外面的飞机起起落落。
手机里有无数个未接来电,全是江屿的。
我一条都没回。
我换了手机号,注销了微信,退出了所有共同的群。
然后关机,登机。
目的地——大理。
那个我在七年里,无数次想去,却因为要陪江屿,一次都没去成的地方。
飞机起飞的那一刻,我靠在椅背上,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光点。
我忽然想起七年前,江屿喝醉的那个晚上,靠在我肩上,一遍一遍喊林晚晚的名字。
那时候我以为,只要我陪得够久,他总会看见我。
现在我知道了。
有些人,永远不会看见你。
不是因为你不发光。
是因为他的眼睛,一直看着别人。
大理的阳光,真的和传说中的一样好。
我租了一个带小院子的房子,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。
我每天早上起来,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喝茶,看云。
下午去古城里逛逛,或者骑着电动车去洱海边,看风吹起浪花。
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。
隔壁开咖啡馆的姑娘,周游全国后来大理定居的摄影师,还有一对退休后来这里养老的老夫妻。
没有人认识许栀。
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。
在大理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,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人。
那些伤疤,在太阳底下,慢慢结了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