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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冬后,保护区遭遇暴雪。
监测站断电,补给车困在山外。我们六个人靠发电机撑了两天,第三天凌晨,一只受伤的荒漠猫出现在驻地门口。
它前腿夹着铁丝,血在雪地上拖出细长的红线。
队长让所有人退后,我趴在雪里,用长焦镜头观察它的呼吸和伤势。
“左前腿还能着地,铁丝没伤到骨头。”
“确定?”
“确定。它不是攻击,是在求救。”
我的判断给救援争取了时间。一个小时后,荒漠猫被成功麻醉,送进临时救护室。
可我的旧伤也被冻得发疼,刚站起来,整条腿便失去力气。
队长一把扶住我。
“逞什么强?”
我下意识说:“没事,我能撑。”
“啧,又来。能撑和必须撑,是两回事。”
我怔了怔,竟笑出了声。
这一回,我没有推开别人的手。
暴雪后的救援纪录片,被省台选中。采访中,记者问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城市里的工作室,跑到没有信号的无人区。
我看向镜头外连绵的雪山。
“因为以前总有人告诉我,我适合站在镜头后面。”
“后来我发现,镜头后面也很好。前提是按快门的人,是我自己。”
节目播出那晚,顾承洲、林政屿和周叙白都看见了。
周叙白在酒吧外坐了一夜,删掉手机里几千张由我拍摄的合照,只留下那张雪豹回望。
林政屿主动搬出家,辞掉工作室合伙人的位置,把我前期投入的钱连本带利转给妈妈。
顾承洲则找遍江城的胶片修复师,终于从那卷曝光胶片里抢救出三张残影。
一张是外婆坐在老宅门口晒太阳。
一张是她低头剥橘子。
最后一张,只剩半边模糊的侧脸。
他不敢联系我,把底片和修复照片交给妈妈。
妈妈拍给我看时,我坐在救护室外,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。
我以为自己会恨,会哭,会立刻把照片放大珍藏。
可真正看见外婆的脸,我心里只剩安静。
她曾说,人不能守着一张旧照片过一辈子。
我把三张图保存下来,又让妈妈把原底片收好。
至于顾承洲,我没有道谢。
修复照片是他该做的,不是他换取原谅的筹码。
当晚,他又发来一封邮件。
【我终于明白,你不要的不是相机,是我们理所当然地牺牲你。】
这一次,我没有删除。
我点开,读完,然后关掉。
仅此而已。